非常現場

《非常現場》：陳嘉上 原為電影資料館一展覽中的訪問記錄，有少量修改

拍《飛虎雄心》金舖槍戰那場戲，整個過程感到非常緊張，不到十分鐘的戲，但要拍很多鏡頭，而當時拍爆破、槍戰都沒有渠道申請，怎辦？拍攝那天，我們四時便到達上環西港城後面集合，半夜三更黑漆漆的，一群人就在那裡寂靜的街上排演、走位，我們排演了所有的可能性，感覺跟真正的打劫沒太大分別，到早上八時已準備好。我還造了一個巨型的橫額，上面寫著「拍戲，請勿驚慌」之類的字眼。

等金舖的門一開，幾位製片走進去，告訴他們有人在拍戲，會有槍聲，請他們不用緊張。我在外面拿著攝影機，一看到製片出來，搖手示意可以，我即叫「Roll」。賊人衝入去打劫，衝出來時，跟飛虎隊相遇，跟著就是槍戰連場，賊人跳上車，有兩個逃脫，一個被飛虎隊員捉到。我拿著最後一部攝影機，離現場最近，一看到鏡頭是空鏡就叫「Cut」。助手立刻拿起攝影機衝上小巴，我也跟著衝上小巴，然後立即離開現場。製片告訴我，槍聲大作之後五分鐘，警察便趕到了。

我的緊張感來自仿如真的劫了一次金舖，然後順利撤離現場。那場戲的槍戰過程只得幾分鐘，我們用四部攝影機拍攝，好像拍紀錄片那樣，感覺很實在。

非常緊張的現場感

《飛虎雄心》是我的第一齣動作電影，完成後已體會到拍動作片最大的壓力是在現場，因為將動作放在拍攝現場，一樣會被警察拉，不知道會出甚麼亂子。以前我很怕拍攝外景，但不在外景拍，效果又不好。明知要在中環拍攝才好看，要在民居後面才好看，在荒山野嶺拍是不行的。所以由我開始拍動作片起，就感到是噩夢的開始，每次要構思某場戲在哪兒打，就糟糕了。

拍《飛虎》時，我被警方通緝過。那天我們在郊野公園拍攝，引爆了泊在岸邊的一隻小艇，誰知驚動了一些外籍人士，以為我們在水裡爆魚。拍完那場戲，我將菲林運走，水警便到了。當時爆破是非法的，水警要求我們交出一位負責爆破的人來。

以前的電影界有個很壞的習慣，拍攝時有事發生，製片公司就找一個人認作製片，做負責人，警察亦習慣這樣。負責的那人被拘捕，被起訴，也沒所謂，因為習慣了，落案留案底，罰款了事。大家便用這個所謂的「方法」混過了一段日子，但我覺得不可接受。更令我下決心，之後如何辛苦也要爭取申請拍攝爆破牌照，我覺得我做的是很正當的事，我想荷里活可以做的，為甚麼香港不能呢？我們明明是一個生產電影很重要的地方，為何不能合理地做呢？爭取了很長時間以後，才能合法地拍攝。到我拍《公元2000》和《G4》時，就能合法地做，那已是1997年之後的事了。

我拍《飛龍再生》時，在香港拍了幾場戲，其中一場在中區的中環廣場。以前的話，我不能想像能在那兒拍攝，何況是間歇性封路。我們也可拍攝很多我們夢寐以求的地方，例如青馬大橋的底部，以及早陣子成龍大哥在會展中心的天台斜坡跑下來，這些都是一些進步的指標。但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地方是不准拍攝的，例如仍未有電影製作隊可以進入香港交易所拍攝。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事情未做到，有很多地方還是「Off limit」，仍得偷拍。

街頭中的生活實感

場景往往決定了動作如何發生，例如《公元2000》講「跑」，從哪兒跑到哪兒最好看？心想由山頂跑下山底最好看了吧，於是就跑那中環的行人電梯。又如槍戰在人堆中打最好看，所以選了一個街市，如《飛虎雄心》。當然拍攝外景有很多難度，但如果實景有足夠的元素給我，我會選擇外景拍攝。

對我來說，實景的質感很重要。拍《飛虎》時，有一次我在大埔水警部拍攝，那裡有停泊快艇和水警輪的碼頭，我要拍一隊飛虎隊上水警輪出發。實景的質感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你站在那兒，後面是一隊隊真正的警員，還有那些快艇、水警輪，拍出來的鏡頭信心十足。

比如旺角，《野獸刑警》就是旺角，旺角就是《野獸刑警》。我把旺角放進電影裡，那感覺是很強烈的，感受很深。《野獸刑警》第一場戲在搭建警署景拍攝，借用了一間辦公室。拍了兩天，我感覺渾身不自在，硬是覺得沒有質感，我問自己究竟想拍甚麼？我向製片Candy叫停 ，要她快點讓我到旺角拍攝。她問這麼快要到旺角？在旺角拍戲很煩人的。我堅持要她安排幾場在旺角金星戲院附近拍的戲。

第一天去到旺角，我們放了一部攝影機在那裡，王敏德和黃秋生演「欄杆飛」，還有李燦森等人，坐在金星戲院門口搖搖晃晃的。很多大嬸、叔伯圍著我們，旺角的街坊很友善，會跟你寒暄：「導演來拍戲嗎？」「拍得開心！」「多些拍我們啊！」於是我在那兒的感覺很強，我一邊拍，一邊跟身旁的人互動，鏡頭與鏡頭之間，我穿梭於大街小巷，街坊會跟我打招呼。最後我真的在那兒捕捉到感覺，《野獸刑警》的調子該如何，人物該怎樣，在那數天裡，我決定了很多場景。例如在我四處走的時候，決定黃秋生在賽馬投注站走出來，然後演其中一段戲；李燦森在某遊戲機舖玩遊戲機；周海媚在女人街買衣服。我在場景中找回「人」，如場景沒有人是不好看的，其實不在於景有多美，而在於景內的人如何生活，才是精彩之處。

社會面貎留在電影裡

以場景來說，我最後悔拍不成西環的早晨，在1984、85年左右，我開始寫一個劇本，以西環的早晨做開場的。當時的西環有很多米倉，並未填海，旁邊泊滿了躉船。每天清早七時多，苦力便把貨物和海味用木頭車搬到上環西環的海味舖。我到過現場視察，看見一車車木頭車的貨物停在路中央，其他車子沒法通過，那些高級的平治房車也不敢響號，苦力們推著木頭車在運貨。我覺得那景象很美，很想拍下來，可惜一直拍不成，後來西環那些場景都拆卸了。

我覺得我們拍電影的，或多或少都在保留社會的面貌。有時拍了某一個場景，後來拆掉了，再重看影片，就慶幸自己曾經拍下了那場地。香港是一個很喜歡拆東西的地方，有時回看以前拍過的外景，很多已經面目全非了。所以，拍攝外景時，我不大喜歡拍最新的事物，會刻意找些舊東西來拍，要快些拍下來，否則它們會消失了，就是這種感覺。香港已經愈來愈不夠「景」值得我們發揮活力，沒有衝動去衝、搶、拍。

捕捉現場的緊張感

如果問我寧願拿著攝影機在實景偷拍，還是坐在大廠裡慢慢拍？我覺得是兩種樂趣。說導演的樂趣，我寧願偷拍，拿著攝影機在街上跑，因為那叫做拍戲。在片廠裡，做足準備工夫，然後才去拍，我更像一個工頭，在現場發揮創意或創作的機會很小。

我仍很珍惜以前偷拍的日子，你不能否認有些港產片的動作之所以好看，那種緊張氣氛其實與偷拍很有關係，攝影機的不穩定，反映出拍攝者的緊張，而且隨時準備逃跑，所以鏡頭很快速，而且總有點混亂，因為正式演出不可能和排演時一樣，因此令鏡頭的感覺很緊張，質感很強。現在雖然可以申請，有時我也寧願用以前的拍法，不會逐個鏡頭慢慢拍，而以完整地排演一次，去捕捉那種緊張非常的現場感覺。

音樂和電台

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FM台大都是談話的節目，主播音樂的電台就只有港台四台的古典音樂台，要多聽音樂竟然要在AM頻度找。大家在奇怪香港的流行音樂為甚麼不振，有沒有想一想我們的年青人竟然連流行音樂也不懂聽。一位在電台工作的朋友曾告訴我年青人都只希望聽主持人說話，不是音樂，起碼從收聽率可以反映。我很不同意，年少時追聽俞琤，樂仕其中的部份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們有趣的語言和看法，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所介紹的音樂。音樂節目如果不受歡迎，不是歡眾不喜歡音樂，可能只是音樂挑得不好而已。電台總不能只變成唱片公司的宣傳筒，人家派甚麼你播甚麼，這些不是音樂節目，只是唱片廣告雜誌加笑料。
這幾天早上扭開收音機，令我雀躍不而，卓韻芝終於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像樣的流行音樂節目。她不再是不停播這些派台歌，而是真正的找來了各式各樣的音樂來和我們分享，最重要的是她沒有像一些人為了突出自己的品味高級而刻意另類扮高深。我享受了好幾天，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也不要錯過。希望如果多一點人支持，可以打破電台聽眾不喜聽音樂這個理論。

(原載《電影雙周刊》第680期，頁40-42，2005年5月5日至18日。) 　


陳嘉上的電影歷程

文字整理： 蕭恒、麥庭峰



教育統籌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與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合辦「電影藝術與社會文化」課程，為一群特別資優的中學生提供全面而有系統的電影教育課程，先於三、四月間舉行講座及工作坊，然後再於暑假讓學員一嘗拍攝短片的滋味。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副教授暨課程總監張美君博士稱，坊間的電影課程一般只是教導錄像拍攝或是純粹電影欣賞，是項課程卻開創了全面並有系統地向中學生教授電影的先河。

陳嘉上導演一向對於教育後輩甚為積極，這次便請得他蒞臨香港大學與中學生分享他的電影歷程，從而令課程學員對於電影工業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有更深一重了解。雖然只有數十名特別資優的中學生能直接與陳嘉上導演對話，但是廣大讀者亦可透過以下的文字紀錄分享這位知名導演的睿智。


初踏影圈：向黃泰來、徐克學習

我初次做導演是拍《小男人週記》，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當導演，因為導演在我心目中是很厲害的，起碼我跟從過的幾位導演、幾位老師如是。

我的第一位老師是黃泰來導演，當年他和徐克是齊名的兩位才子，在我心目中他的武俠片堪與徐克匹敵。我跟從黃泰來導演的時候，是《緣份》的場記及編劇，那是張曼玉、張國榮和梅艷芳首度合作，也是我第一部編寫的劇本。我當時很驚奇，導演沒有劇本竟然能拍電影，也正因為沒有劇本我才當了編劇。現場劇本不齊全，我這個場記是全場唯一寫字的，於是便開始寫劇本。導演對影像非常熟悉，不用分鏡，到現場便告訴演員要做甚麼。當年大部分港產片都是配音的，未有對白先亂說一通，很方便。

午馬叔甚至試過拍《倩女幽魂II之人間道》時，有段歌詞未寫完，於是他拍攝唱「道、道、道」的一段時，其實是在數「一、二、三、四」！至於《風之谷》，當年香港播放的粵語版本由徐克監製，我寫劇本。宮崎駿的《風之谷》講環保，徐克的《風之谷》講民主、革命。配音就是這樣厲害，甚至可以化腐朽為神奇，重新創作一個故事。當年我寫過一套《城市特警》，徐克導演在配音間問這套電影講什麼。我問他指的是那個版本，因為那個故事足足改了十五次！

徐克導演是我的另一位老師，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當時我加入他的公司，覺得他什麼都曉，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會質疑為甚麼是這樣。每次討論開拍電影都要先談劇本，因為每齣戲都應該有目標的。後來我因為想脫離電影界，便離開了他的工作室。

當初從事電影是因為看了《蝶變》、《邊緣人》、《投奔怒海》，這幾套電影對我的震撼很大：《邊緣人》竟然可以將宿命講得如此精彩，看畢我立刻跑回戲院再看第二次；《投奔怒海》也很厲害，拿共產黨的錢拍反共電影，導演真是神人。看過徐克的《蝶變》，才知道不只是日本人懂得拍這些武俠片，而武俠片也不再是老土的東西，可以拍得很時裝、很摩登。我入行是受了這些導演影響，但入行後才知拍電影不是這麼一回事。

面對現實：為老闆創作

行內大部分人都是抱著有工開便開工的心態，入行第一件事要學會欺騙老闆，最重要是令老闆滿意。從前要開拍電影很簡單，導演只消跟老闆講解十五分鐘。「老闆呀，我有部戲好勁，拍左一定發達……有拳頭、有枕頭，一定收得！」老闆聽了問：「呢段時間邊個最紅呀？」「謝賢、嘉玲，佢地實得啦！」「咁拍咩戲呀？」「時裝片，最賣座！」「咁即係點呀？」「到時有時裝片拍就得架喇！總之有愛情……」

導演要編劇不是要他來寫劇本，而是用來說服老闆的，編劇可以把故事說得很吸引。我認識的那些導演原本都是武師來的，武師又哪裡會講故事？其中有位講了五分鐘故事：「嘩！呢場戲好勁呀！『聳』一聲就一拳打埋去，跟住『噲』又一掌打番落佢度……」故事聽來很精彩，但沒有了那些『嘩』、『聳』、『噲』，其實只是「佢打到你出門口」而已。

我的師兄阮繼志先生很有本領，年青時已是金馬獎編劇。我跟他一同去見老闆，老闆很滿意他的故事，事後他才告訴我記不起剛才說了甚麼。原來他只需要一個大概的故事，走到老闆面前鑒貌辨色，老闆愛聽的便說多些，不愛聽的便說少些，然後把所講的寫下來便是劇本。如果老闆的眼光準，他們喜歡的東西都是賣座元素，拍出來觀眾便看得滿意。其實大部份的創作都不是為了觀眾，而是為了老闆。真真正正有目的、有話要說的導演，在行內十個裡找到一個已經很不錯了。

導演說話：娛樂包裝訊息

喜歡講故事的人多得不得了，但不等於他們有話要說。多數賣座的電影不可以有主題，有主題的電影一定會賠本。在電影圈我們都很努力地掩飾自己，告訴老闆自己的電影很富娛樂性。我們說的故事好聽到不得了，但聽畢才發現還有主題，主題是留給自己的，但卻希望別人發現。今天香港電影界剩下的導演，例如我、陳可辛、爾冬陞、陳果、杜琪峰、徐克、許鞍華，都是一些有話要說的導演。我們原以為觀眾很傻，進電影院只是想笑笑娛樂一番，但是你只要把主題隱藏，他們並不介意，甚至樂於看到。

我很喜歡高達、王家衛的電影，但我一生都拍不到他們的戲，這不是意願而是才華的問題。王家衛很聰明地把商業與藝術包裝起來，令高質素的藝術品竟然變得很有市場。作為在香港電影工業裡少有話要說的導演，我是頗為自豪的。但有些看似「沒話要說」的導演其實拍出來的東西也很精彩。劉家良、洪金寶導演拍的不過是些簡單的恩怨情仇，所講的兄弟情其實十分老土。精彩的故事其實只是一些人生片段，他們它這些片段紀錄下來便成了文化。

洪金寶有一場武打，到現在我仍然認為是經典。他寫一個人被官差追捕，逃亡到義莊，匿藏在棺材裡。有幾個官差很怕鬼，領頭的說：「驚乜野呀！揭開個棺材黎睇啦！」官差打開棺木，那名「有膽量」的把頭放進去，當觀眾以為主角難逃一劫，只見惡官差合上眼：「嘩！真係好驚呀！走喇！」這場戲刻劃出人性的劣根性，喜歡炫耀又怕事，這些在電影裡有時候也很好看。

有些很有使命感的導演要講社會上的不公平，整齣電影鑿著「不公平」三個字，十分悶人。這些應該寫在書本裡，不應該拍成電影戲，拍出來便叫說教電影。從前成龍大哥拍的《警察故事》系列裡，九十分鐘的電影他總要留一分鐘來說教，義正詞嚴地說：「個世界就係咁啦，做人要咁……」後來他給我們笑才不拍這場戲。觀眾進電影院其實想要九十分鐘的娛樂，能夠將訊息通過這九十分鐘告訴觀眾，一群「有話要說」的導演顯得極為珍貴。

雅俗之間：王晶 vs. 王家衛

其實王晶都極為珍貴，他可算是我老師之一。很多人說王晶的電影低俗、粗鄙，但比他更低俗的人多的是。他的電影賣座是因為社會需要低俗，一個社會總有低下階層需要娛樂。只有知識份子才看得懂的西片、只有大學生才明白的荷里活電影，王晶有辦法將它們化成香港電影，將艱深的英文變作地道廣東話。我入行的時候，老闆很擔心我會拍些罵黑社會的電影，因為很多看電影的人都是黑社會。電影從來不是拍給學生、知識份子看的，而是為了廣大群眾而拍。

我記得當年看下午二時半的《阿飛正傳》，全場只有十個人，看了十五分鐘開始聽到粗口，前面有六個中年人明顯是從地盤來的，其中一個說：「今次仆Ｘ喇 ！邊個話來睇戲架！」「咁點算呀？」「我點知者！有劉德華、張曼玉丫嘛！」「走啦，又唔見左錢啦！」一個小朋友經已睡了，丈夫忍不住對太太說：「老婆，我以為係愛情片丫嘛！」「人地都就走左啦！行啦！」於是全場只剩下我一個。負責放片的走出來，見我賴著不走唯有把電影放完。我坐在電影院裡一點也不好受，我在看自己很喜歡的電影，但又比那些觀眾更加憋了一肚子氣。至於《東邪西毒》，說它是最偉大的武俠片並不為過，王家衛竟然有本事把武俠片拍成這個樣子。不過這沒有用，觀眾不喜歡。

幸好有王晶，否則王家衛和我也不可以生存到今天。王晶能夠將當時最頂尖的東西推給觀眾，令到觀眾對香港電影產生信心，同時也能看到層次高於老土粵語片的電影。作為商業產品，暢銷的便繼續出售，這是十分合理的，最緊要是整個生態是否健康。電影界有王晶也有我和王家衛時，我們便比較安心；我現在擔心是因為香港電影只有王家衛、有我，但是沒有王晶，只剩下一個周星馳。大家把周星馳捧得很高，他其實只是包裝得更好的王晶。《功夫》一片出奇地暴力，出奇地泯滅人性，但卻出奇地賣座，只因觀眾喜歡。

明日使命：導演的責任？

這樣拍電影是對是錯不重要，市場裡自有影評人抗衡，他們會點出當中的問題。難道每個導演都要說教、電影要有內容？與其去談導演的使命，倒不如說說個人在社會上的道德責任，這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不同的人會選擇做不同的事令自己開心，只要不偒害別人，也就無傷大雅。

使命感強烈的人認為社會比個人重要；也有藝術家認為個人重於社會，於是創作一些別人不明白的好作品。他們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可能只是藝術成就上影響過某些人，但被他影響的人雖然造詣不及他高深，卻可以將藝術化為一些大家都懂得的東西。我和王晶都是這種人，將一些高深的東西變成顯淺的，再將變為觀眾明白的東西。

《A1頭條》裡，我只不過將自己看過的傳媒理論，以及和學者就傳媒角色、與社會的關係等討論，進化成一個普通的、看得見的故事，希望觀眾明白。當然《A1頭條》也有不足之處，娛樂性可以再加強一些。觀眾走進戲院不是上課，他們只想找一個半小時的娛樂。我其實很狡滑，用了這段時間來教導他們。但我並不認為自己的使命感強烈，我只是覺得自己和社會的關係本應如此，我不這樣做會混身不自在。我這樣做是因為我開心，一定程度上我是自私的。

退後一點看，我們不應只懂對別人有要求。「你係報紙佬黎架！有番D道德責任喎！」「我份報紙唔賣得，我屋企個責任邊個負呀！」《A1頭條》裡的編輯也要承受壓力。有人罵現在的報紙亂作故事，我會問：你買哪一份報紙的？還不是那一份！你說它教壞兒子，卻又要買來看。我常用一個比喻，這是買《Playboy》又要求《Playboy》不咸濕。低俗沒有不妥，只要還有別的來平衡便沒有問題。

世上本來有好人也有壞人，壞人不能統治一切，也不會永久長存，而歷史上好人也不曾消失。沒有毁滅，只有轉化，我們看見的東西和現象都是過程而已，沒有甚麼好怕。我從前也像很多青少年般想打垮壞人，慢慢才發現壞人原來愈來愈難辨認。很多所謂好人原來是壞人，有些壞人也會做好事。年青時我會憤怒一點，但我愈是瞭解這個世界，愈覺得我們需要多些和諧、多些包容。對於世界，不必憤怒，退後一步會看得清晰些。到目前為止，我的電影大部份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

柯賜海

剛拍完戲時，獨自去了台北去衝下一個劇本。早上到新的誠品信義店掃了一堆書後乘捷運回旅館，卻在對面的月台看到了柯賜海。如果你不認識柯賜海，我介紹一下。早幾年如果你有收看台灣的電視新聞，你會發現一個怪現像；每逢有現場直播一些訪問的時候，被訪者又或者記者的身後兩邊總會出現一些奇怪的標語。通常都是對政府又或是一些權貴的批評或申訴。持標語的人總是躲在人身後伸出左右手舉牌狀甚趣怪，頗為騎呢。後來了解，才知道這個持牌的人就叫柯賜海，無黨無派，大概也不會有黨派願意收容。初看他，覺得這人為了出風頭手段層出不窮。尤其看到他駕著他的破車帶著一群小狗和動物(好像還有一頭豬和牛)，去請願的時候就更曾讓我笑罵台灣民主怎搞到如此地步。但一次的觀察讓我看到了另一面。
2004年台灣大選，我和一些朋友專程去台灣去體會一次中國人的民主選舉。滿以為可以分享泛藍收復失地的喜悅，怎料卻踫上了陳水扁鎗擊鬧劇，大家都因他的當選而大為失望。接連好幾天，一些擁護泛藍的民眾都在總統府前不願散去。雨愈下愈大，但人群卻沒有散去的意思。大家都擔心這個局面會怎樣收場，希望不會再有暴力的場面，然而現場不見有泛藍的領導層，大家都真是群龍無首，確有隨時一發不可收拾的可能。這段日子，我常緊盯著台灣的新聞頻道，卻讓我留意到柯賜海。每逢有人衝突，每有暴力發生，我都看到他在努力勸阻，人群在廣場幾天幾夜，柯大哥就在那裏幾天幾夜。只見他總是衣衫不整，頭髮散亂，神情狼狽。他不是政治明星，在整個大選報導中，沒有人有興趣提他的名字。當然也沒有人找他發表意見。然而對我來說。我看到了一個不求回報，只是就著自己信念在為人服務的一個人。在這齣阿扁自編自導的爛戲中，柯賜海卻成了我心目中一個重要配角。
那天在捷運，他也是一樣騎呢，但他在我心中的份量絕對不再是小丑了。我真有衝動想走過去，向他說一聲謝謝。不是因為他有多英明，有多能幹，只因為他切切實實的無私奉獻。
側聞他因為在花蓮的選舉失敗而被人拍賣家當，希望他能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