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現場

《非常現場》：陳嘉上 原為電影資料館一展覽中的訪問記錄，有少量修改

拍《飛虎雄心》金舖槍戰那場戲，整個過程感到非常緊張，不到十分鐘的戲，但要拍很多鏡頭，而當時拍爆破、槍戰都沒有渠道申請，怎辦？拍攝那天，我們四時便到達上環西港城後面集合，半夜三更黑漆漆的，一群人就在那裡寂靜的街上排演、走位，我們排演了所有的可能性，感覺跟真正的打劫沒太大分別，到早上八時已準備好。我還造了一個巨型的橫額，上面寫著「拍戲，請勿驚慌」之類的字眼。

等金舖的門一開，幾位製片走進去，告訴他們有人在拍戲，會有槍聲，請他們不用緊張。我在外面拿著攝影機，一看到製片出來，搖手示意可以，我即叫「Roll」。賊人衝入去打劫，衝出來時，跟飛虎隊相遇，跟著就是槍戰連場，賊人跳上車，有兩個逃脫，一個被飛虎隊員捉到。我拿著最後一部攝影機，離現場最近，一看到鏡頭是空鏡就叫「Cut」。助手立刻拿起攝影機衝上小巴，我也跟著衝上小巴，然後立即離開現場。製片告訴我，槍聲大作之後五分鐘，警察便趕到了。

我的緊張感來自仿如真的劫了一次金舖，然後順利撤離現場。那場戲的槍戰過程只得幾分鐘，我們用四部攝影機拍攝，好像拍紀錄片那樣，感覺很實在。

非常緊張的現場感

《飛虎雄心》是我的第一齣動作電影，完成後已體會到拍動作片最大的壓力是在現場，因為將動作放在拍攝現場，一樣會被警察拉，不知道會出甚麼亂子。以前我很怕拍攝外景，但不在外景拍，效果又不好。明知要在中環拍攝才好看，要在民居後面才好看，在荒山野嶺拍是不行的。所以由我開始拍動作片起，就感到是噩夢的開始，每次要構思某場戲在哪兒打，就糟糕了。

拍《飛虎》時，我被警方通緝過。那天我們在郊野公園拍攝，引爆了泊在岸邊的一隻小艇，誰知驚動了一些外籍人士，以為我們在水裡爆魚。拍完那場戲，我將菲林運走，水警便到了。當時爆破是非法的，水警要求我們交出一位負責爆破的人來。

以前的電影界有個很壞的習慣，拍攝時有事發生，製片公司就找一個人認作製片，做負責人，警察亦習慣這樣。負責的那人被拘捕，被起訴，也沒所謂，因為習慣了，落案留案底，罰款了事。大家便用這個所謂的「方法」混過了一段日子，但我覺得不可接受。更令我下決心，之後如何辛苦也要爭取申請拍攝爆破牌照，我覺得我做的是很正當的事，我想荷里活可以做的，為甚麼香港不能呢？我們明明是一個生產電影很重要的地方，為何不能合理地做呢？爭取了很長時間以後，才能合法地拍攝。到我拍《公元2000》和《G4》時，就能合法地做，那已是1997年之後的事了。

我拍《飛龍再生》時，在香港拍了幾場戲，其中一場在中區的中環廣場。以前的話，我不能想像能在那兒拍攝，何況是間歇性封路。我們也可拍攝很多我們夢寐以求的地方，例如青馬大橋的底部，以及早陣子成龍大哥在會展中心的天台斜坡跑下來，這些都是一些進步的指標。但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地方是不准拍攝的，例如仍未有電影製作隊可以進入香港交易所拍攝。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事情未做到，有很多地方還是「Off limit」，仍得偷拍。

街頭中的生活實感

場景往往決定了動作如何發生，例如《公元2000》講「跑」，從哪兒跑到哪兒最好看？心想由山頂跑下山底最好看了吧，於是就跑那中環的行人電梯。又如槍戰在人堆中打最好看，所以選了一個街市，如《飛虎雄心》。當然拍攝外景有很多難度，但如果實景有足夠的元素給我，我會選擇外景拍攝。

對我來說，實景的質感很重要。拍《飛虎》時，有一次我在大埔水警部拍攝，那裡有停泊快艇和水警輪的碼頭，我要拍一隊飛虎隊上水警輪出發。實景的質感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你站在那兒，後面是一隊隊真正的警員，還有那些快艇、水警輪，拍出來的鏡頭信心十足。

比如旺角，《野獸刑警》就是旺角，旺角就是《野獸刑警》。我把旺角放進電影裡，那感覺是很強烈的，感受很深。《野獸刑警》第一場戲在搭建警署景拍攝，借用了一間辦公室。拍了兩天，我感覺渾身不自在，硬是覺得沒有質感，我問自己究竟想拍甚麼？我向製片Candy叫停 ，要她快點讓我到旺角拍攝。她問這麼快要到旺角？在旺角拍戲很煩人的。我堅持要她安排幾場在旺角金星戲院附近拍的戲。

第一天去到旺角，我們放了一部攝影機在那裡，王敏德和黃秋生演「欄杆飛」，還有李燦森等人，坐在金星戲院門口搖搖晃晃的。很多大嬸、叔伯圍著我們，旺角的街坊很友善，會跟你寒暄：「導演來拍戲嗎？」「拍得開心！」「多些拍我們啊！」於是我在那兒的感覺很強，我一邊拍，一邊跟身旁的人互動，鏡頭與鏡頭之間，我穿梭於大街小巷，街坊會跟我打招呼。最後我真的在那兒捕捉到感覺，《野獸刑警》的調子該如何，人物該怎樣，在那數天裡，我決定了很多場景。例如在我四處走的時候，決定黃秋生在賽馬投注站走出來，然後演其中一段戲；李燦森在某遊戲機舖玩遊戲機；周海媚在女人街買衣服。我在場景中找回「人」，如場景沒有人是不好看的，其實不在於景有多美，而在於景內的人如何生活，才是精彩之處。

社會面貎留在電影裡

以場景來說，我最後悔拍不成西環的早晨，在1984、85年左右，我開始寫一個劇本，以西環的早晨做開場的。當時的西環有很多米倉，並未填海，旁邊泊滿了躉船。每天清早七時多，苦力便把貨物和海味用木頭車搬到上環西環的海味舖。我到過現場視察，看見一車車木頭車的貨物停在路中央，其他車子沒法通過，那些高級的平治房車也不敢響號，苦力們推著木頭車在運貨。我覺得那景象很美，很想拍下來，可惜一直拍不成，後來西環那些場景都拆卸了。

我覺得我們拍電影的，或多或少都在保留社會的面貌。有時拍了某一個場景，後來拆掉了，再重看影片，就慶幸自己曾經拍下了那場地。香港是一個很喜歡拆東西的地方，有時回看以前拍過的外景，很多已經面目全非了。所以，拍攝外景時，我不大喜歡拍最新的事物，會刻意找些舊東西來拍，要快些拍下來，否則它們會消失了，就是這種感覺。香港已經愈來愈不夠「景」值得我們發揮活力，沒有衝動去衝、搶、拍。

捕捉現場的緊張感

如果問我寧願拿著攝影機在實景偷拍，還是坐在大廠裡慢慢拍？我覺得是兩種樂趣。說導演的樂趣，我寧願偷拍，拿著攝影機在街上跑，因為那叫做拍戲。在片廠裡，做足準備工夫，然後才去拍，我更像一個工頭，在現場發揮創意或創作的機會很小。

我仍很珍惜以前偷拍的日子，你不能否認有些港產片的動作之所以好看，那種緊張氣氛其實與偷拍很有關係，攝影機的不穩定，反映出拍攝者的緊張，而且隨時準備逃跑，所以鏡頭很快速，而且總有點混亂，因為正式演出不可能和排演時一樣，因此令鏡頭的感覺很緊張，質感很強。現在雖然可以申請，有時我也寧願用以前的拍法，不會逐個鏡頭慢慢拍，而以完整地排演一次，去捕捉那種緊張非常的現場感覺。